林俊德院士妻子属相:张鸣:民国的三个面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旧事旧闻 时间:2020/03/29 04:07:47
民国时期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按中国的传统,现在的国家最应该修的是民国史。当然,准官方的民国史是有的,是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出头主编的,但没有修完,就草草收兵。新时代的官方似乎对原本该民国修的,而且民国时期已经完成初稿的清史更感兴趣,砸下数亿巨资,有文化部主导,有专门班子正在紧锣密鼓地编纂之中。 ( http://www.tecn.cn )
    跟官方对民国史的冷漠相反,民间却对这段历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市面上,只要是民国的书,都卖的不错,民国的学人走红,武夫军汉吃香,连土匪流氓的故事,都透着诱人。跟先前教科书里民国一副黑暗肮脏的面目相反,在很多人眼里,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言论自由,文化繁荣,甚至有人说,中国最好的政府,就是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 ( http://www.tecn.cn )
    无疑,民国史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长,也最艰难的一段民主政治的实践,我们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实并没有像一直以来很乐观的教科书史学家所讲的那样,早就得出了答案。我们中国人在100多年前就在说转型,但是100多后依然还要说,说明在历史的答卷上,我们虽然不间断地涂抹了很多文字,却并没有答到点上。 ( http://www.tecn.cn )
    下面,我想就民国史的三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国的三个面相—信仰纠葛,制度扞格和话语吊诡。 ( http://www.tecn.cn )
     
    一、 信仰纠葛
    我在这里讲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种政治信仰。传统社会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话,只能是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内容则是皇帝,没有皇帝,所谓忠孝都没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纲五常就缺了关键的项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旧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没了皇帝,所谓名教就落不到实处,大家心里没着没落的。但是,近代以来,闯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人,教会了国人另外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进化论,自从严复老先生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一部分,搀和些斯宾塞的东西译成《天演论》端给国人之后,这个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为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层的第一信仰。 ( http://www.tecn.cn )
    在中国流行的作为政治信仰的进化论,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两者都体现着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丛林里的厮杀,导致历史阶梯性进步,位于后面的注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新三世”说,特别典型,君主专制是为据乱世,君主立宪为升平世,民主共和为太平世。 ( http://www.tecn.cn )
    显然,如果按照这个历史观,当时的中国人处境大大的不妙,无论文化、制度还是人,都属于不能适应竞争的非适者,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国人却偏不这么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种,更不是野蛮人,只要拿来西方经过竞争证明优良的制度,那么就可以迎头赶上,乃至后来居上。即便经过庚子义和团事件,这种怎么都看来都够愚昧够野蛮大表演,我们的知识界依然保持了对自己的乐观,坚信只要变革制度,中国称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进入20世纪最初的几年,在报纸上,黄种称雄欧亚的梦呓,总是没完没了的冒出来。 ( http://www.tecn.cn )
    在这种没影的梦呓中,中国开始了立宪的进程,感觉立宪步伐太慢而当权的皇族又不肯放权的时候,革命发生了,没有人肯为皇帝背书,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美国式的民主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国。当年的名记者黄远生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制度的迷信,认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挂在中国的城头上,中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制度迷信,背后是进化论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 http://www.tecn.cn )
    可是,到了人们迷信的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来了。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举看起来都像喜剧和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国会、内阁、总统,三家打架,墨盒乱飞,政令乱下,最后强人总统袁世凯,用武力赶走了国民党,弄残了国会,驯服了内阁,让自己也变成了顶着总统招牌的独裁者。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新生的民国,即使走到外民主而内独裁的境地,依旧阴影笼罩,内忧外患未了。近邻日本乘一战之际,强逼袁世凯政府接受意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强按头,头按下去了,合法性则受到严重损伤。国内的西南军阀,依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而为了征讨国民党而派出去的北洋将领,一旦有了地盘,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各地的土匪盐枭,流民痞棍,蠢蠢欲动,活跃异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税,没有了皇帝,底层社会不太把总统当回事,在“草民”那里,没有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 ( http://www.tecn.cn )
    把袁世凯称帝,仅仅看成是个人野心的产物,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客观上,这是袁世凯和他的幕僚班子为了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最终能落到地上,明显受到了舆论的鼓励。当时的社会对民国的实践,并不看好,不仅遗老遗少呼天抢地,就是一般百姓,对民国也没有亲和感,生活没有改善,治安紊乱,一系列社会改良,从剪辫子到放小脚,引起的骚扰远比实惠要大的多。“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即是名士的牢骚,也是公认的现实。连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都表达了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的意见。只不过,这种舆论导向,在帝制热期遭逢中国特色的有意操控,变成了荒唐的“举国一致拥戴”,在最后关头,唯一有不同声音的《顺天时报》,居然会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亲的案头。看来,原来的政治信仰,又有点要抬头了。 ( http://www.tecn.cn )
    袁世凯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仅是称帝,还有传统纲常伦理的修复,在称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凯,从传下来的照片上看,已经古色古香,宛然就是一个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样祭天祭孔,不仅仅是预备登基,更是昭示传统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通知者一样,这种重建,希望能是中外合璧,古今合一的。可惜,袁世凯高估了人们的复旧情绪的能量,低估了进化论的魅力,尤其这种信仰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影响力。袁世凯重建权威的努力,给人的感觉,只是复旧和复古。令新的知识分子所不喜。而背后废省设道,废督裁兵的后续政策,不止为外人西南军阀反感,也为自家占了地盘的嫡系北洋将领所不喜。袁世凯如果不称帝,那么他们的反抗,可以视为叛逆,但称帝之后,则可以变成堂皇的反复辟,反倒退,而反复辟,是合乎进化论“公理”的绝对正当行为。 ( http://www.tecn.cn )
    就这样,在称帝前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袁世凯,称帝之后,经蔡锷云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样垮了台,连最亲信的人都离开了他,不得不吞下“二陈汤”(指原来拥袁后来反袁的地方军阀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一命呜呼。从此以后,复辟再也没了市场,昙花一现的张勋复辟,只不过是北京政府府院内争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国民党上台,人们一直忍受着国家的混乱和分裂,一边抱怨国家贫弱,一边天真地认为自家已经进步到了民主制度的台阶,就不能倒退,尽管这种已经进步了的国家和社会状态,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好。但是,政治信仰中的纠葛,并没有消解。当政的武人,有点出息的,则一方面尊重共和体制,一方面强调忠孝仁义,没出息的,则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养小老婆抽大烟,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信。 ( http://www.tecn.cn )
     
    二、制度扞格
    自打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中国的制度,就有了里外两种面目,第一种面目是军人专权的军国,第二种面目是民主体制的共和国,也可以说,军国其里,民国其表。北洋时期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国民党自称党国,其实并不确切,王奇生的研究证明,国民党这个党,在体制中的作用,远远不及黄埔系为核心的军,因此依然是军国。 ( http://www.tecn.cn )
    只是军国其里的体制状态,不见得作为表的民主体制完全不起作用。事实上,控制政府的军头们,自家虽然是军人,但并不喜欢“左也是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 ”(袁世凯语)的状况,由于进化论的作用,对民主代议制度,也有过期待,不见得这些军阀,就都不爱国,不希望中国的事情变好,如果民主制度能让中国走向光明,他们也乐见其成。只是,那个时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练不好民主,不单是军阀不行,政客不行,议员不行,连媒体记者和参与选举的老百姓也不行。 ( http://www.tecn.cn )
    袁世凯死后,接茬当家的段祺瑞,其实在最初的一个阶段中,对国会相当尊重,也表现出乐意按规矩办事的姿态来,可是,他乐意守规矩,国会方面却不守规矩,国会专权,成为那个时期最麻烦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恪守代议制的梁启超他们的研究系(具有强烈的英美留学生的色彩),乐于跟段祺瑞合作,废掉民元国会,重起炉灶,设计出第二届国会(即后来所谓的安福国会)的缘故。段祺瑞发现,自己老实地守代议制的规矩,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不守规矩,引入军人干政,施展权术手段,就一帆风顺。情势逼着军阀们不得不倒退着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后是主动倒退,在第二届国会中,段祺瑞和徐树铮,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残。 ( http://www.tecn.cn )
    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觉得国会不合作,也只能是换一个国会,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固然有舞弊,但总的来说还有规矩。到了直系上台,曹锟想当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等到直系下台,奉系当家的时候,干脆就是军政府,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国民党上台,部分地学习苏俄,实行社会控制,军国体制贯彻得比奉系粗糙的军政府,更胜一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在民主这个纬度上,民国政治是沿着下降线在行进。 ( http://www.tecn.cn )
    尽管在下降线行进,但作为外表的民主制度,依然起作用。当政者对于这个来自西方的制度还有相当的尊重,对于制度规定的公民自由,还是允许的。虽然允许的程度不一样,北洋统治的多数时期,允许程度高一些,媒体骂政府,骂元首,尽管骂的很不堪,当政者也只好忍着。国民党时期宽容度要低一点,但依旧允许民间自己办报办刊,顶多新闻检查时,发现关碍文字,开天窗就是。杀记者的事,只有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才能做出来,连蒋介石这样的强人,对于跟自己唱反调的报人,比如申报的史量才,也只能采取暗杀手段对付,不敢公然封了人家的报纸,抓人入狱。对于教育,北洋时代基本上奉行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学校自行其事,因此即便是国家办的国立大学,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都能得到保证,私立和教会大学自不必说,因此,这一时期有众多的野鸡大学,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学。国民党虽然推行党化教育,但在学校师生的抵制下,最多只取得了表面的进展,安设一个并没有多少权力,且人人讨厌的训导处而已。 ( http://www.tecn.cn )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不仅文化艺术相当繁荣,而且思想文化和学术也有可观的成绩。高等教育,有长足的发展,那时大学学术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怀念。其中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这种繁荣最好的制度保障(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的权利,但在大学里,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被允许的)。而这种制度保障,绝对来自于当政者对作为看起来似乎是表面文章的民主制的尊重。应该说,一个“虚体”的制度能发挥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进化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只要西方强大的现实摆在那里,这个影响力就总会存在。 ( http://www.tecn.cn )
     
    三、话语吊诡
    进入现代以后,每个时代都会有主导的话语,民国初期的主导话语,是“适者生存”,这跟进化论的信仰直接相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流行的主导话语变成了“劳动”和“阶级”,而后者最为重要,在“阶级”话语流行过程中,“劳动”逐渐退为“阶级”的辅助说明,自大革命始,“阶级”一统天下。 ( http://www.tecn.cn )
    “阶级”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被赋予新意的概念,成为流行话语,起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俄国人送来的,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列宁主义的阶级概念,直接袭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稍有变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主要是针对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指产业工人,特别强调其跟大机器生产、所谓先进生产力的联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至于其它的社会阶级,封建主、农民等等,只不过是一些行将灭亡的社会残余,并不在理论的主体框架内。列宁面对的是落后的俄国,不大可能完全忽视农民,但在俄国革命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始终是一种被改造的被动附庸。 ( http://www.tecn.cn )
    阶级理论在中国,显然不能如此原教旨,因为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少,而且太没影响。阶级话语,是一种革命的工具,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用来区分敌我友的基本准则,因此必须有所变通,这种变通,是符合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真义的。中国的阶级话语,以毛泽东的论说最为典型,他1926年在国民革命期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文,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式的阶级话语的特色,其精神一直贯彻中国革命始终。[①] ( http://www.tecn.cn )
    首先,中国式的阶级话语,强调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贫富尺度,几乎所有的阶级划分,都是以占有的资产来判定,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而马克思主义原意所强调的先进生产力尺度,反而被淡化了。其次,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第一号的反动阶级,首先是跟西方有联系的所谓买办资产阶级,而对其它阶级的分析,也刻意强调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其三,革命的动力,在悄然之中得以扩大,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军了,不仅有区区200万产业工人,还包括城市苦力(约300万)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约2000万)。虽然这些数目都是估出来的,没有经过调查,但这样的扩军,无产阶级队伍肯定扩大了许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所谓的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②]、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这六种人加在一起,据说有一亿七千万之众。这样革命的动力,至少在人数上,就显得格外的强大,占了当时中国四万万人的差不多一半。显然,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人的98%以上,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丝毫关系,自然谈不上革命性。 ( http://www.tecn.cn )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游民阶层的革命性,认为这些盗匪流氓,“很能勇敢奋斗”,只要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但是,毛泽东对学生的判断,却很灰暗,认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反动阶级,是革命的死敌,另一部分虽然属于中产阶级,但也会很快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去的。 ( http://www.tecn.cn )
    显然,这种一直被实践的阶级话语,其实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被视为最革命的产业工人,在红色的合法斗争被镇压后,基本上丧失了革命的冲动,无论如何动员,如何强调革命队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队伍产业工人的份额,还是越来越小,直至到可有可无的境地。相反,被视为反动阶级的学生,倒是最有革命的积极性,即使在蒋介石政变之前,合法的工人运动期间,学生的积极性也远远超过工人。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尽管经过多次错误肃反的不公正待遇,革命队伍中的学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视。在后来的革命中,最有革命积极性的其实是游民和所谓半无产阶级,被划为农业无产阶级的雇农,倒往往沦为地主的“狗腿”和家丁,出来抵抗革命。 ( http://www.tecn.cn )
    可是吊诡的是,这样不符合实际的阶级分析,在革命过程中,却没人乐于修正,而且也的确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显然,阶级分析,只是一种切割社会的工具,只要切得开,而且把革命搞起来,在血与火中,行动起来的人们,自然就会形成巨大的对立和对抗,至于切的准不准,是否恰如其分,其实并不重要。阶级内涵的不准确乃至随意,乃是中国式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特色,但决不会因此而减弱阶级分析的动员力量。 ( http://www.tecn.cn )
    另外吊诡的是,据尹钛的研究,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对立面的国民党人,事实上一直跟共产党人使用阶级话语,也一样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和豪绅阶级。国民党的左翼改组派这样喊,国民党的主流蒋介石派也这样喊,连国民党的史学家,陶希圣等人写历史,也遵行包含有阶级分析的唯物史观。大革命国共合作时如此,国共分手,斗得你死我活时也如此。话语被对手引领,从某种意义上是国民党最终败给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用国民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宣传上,总是占下风。敌对的双方,使用同一种话语的结果,使反叛者的行为,有了统治者赋予的合法性,最终方便了谁,不问可知。 ( http://www.tecn.cn )
     
    四、结束语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其实进化论的信仰,居于核心地位。军阀混战的政局,最终没有演成五代十国的武人跋扈,斯文扫地的局面,民主制度居然还能发生作用,关键是社会上层有这样强固的信仰,相当一部分武人,其实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也有这样的信仰。阶级话语的背景,依然是进化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地说服人们,有一种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先进的人们属于最穷苦的某一部分底层百姓,只有他们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阶级话语就可以起到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显然,在几千年贫富对立阴影不散,而且知识界具有传统的反智和民粹倾向的中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 http://www.tecn.cn )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不止是三种历史的面目,而是隐藏在那段历史深处的三种特性,只有揭示出这种特性,我们才能更好的了解和认识那段波谲云诡的历史。 ( http://www.tecn.cn )
     
     
    [①] 其中《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后来收录入《毛选》,做了伤筋动骨的重大修改,我在此用的是当时的原文。 ( http://www.tecn.cn )
    [②] 半益农,是毛的提法,指那些具有自己农具和耕牛的佃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