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建筑图纸:陈省身:“大师”二字这样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旧事旧闻 时间:2020/04/06 22:28:28

陈省身:“大师”二字这样写

    今年10月28日是陈省身的百年诞辰。从今天开始的10天里,全世界众多著名的数学家来到南开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东西方两座以他命名的数学大楼里,纪念这位“微分几何之父”的贡献。

    那是属于数学上的纪念。

    陈省身,这不是个挺大的数学家嘛

    南开大学省身楼里时常举办各类活动,每次活动过后,负责后勤的李全乐就把会场布置的花朵收起,献给葬在这座楼前、墓碑上刻着数学公式的那位老人。

    李全乐以护工的身份为这位老人服务了4年多。在此之前,他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

    第一次见到陈省身时,李全乐并不知道自己将要见到的是一位被很多数学大师视为“古往今来最伟大几何学家之一”的人物。

    那是2000年的一天。李全乐记得,当时89岁的陈先生坐在轮椅里,主动伸出手说:“谢谢你,认识你很高兴。”

    从那时开始,李全乐觉得这个讲话中气十足、耳朵比常人大得多的老人没有什么架子,不会难以“伺候”。

    2000年,89岁的陈省身因腿脚问题,坐上了轮椅。南开数学研究所通过天津市护理学会寻找两名护工,照顾他的日常起居。条件并不苛刻,他的生活秘书兼司机胡德岭说,只要求勤快、负责、厚道。

    由下岗工人改做护工的李全乐和蔡庆延被挑中。面试时他们才听说,服务对象是陈省身教授。那时,李全乐没听过这个名字。两人骑着自行车返回的路上,蔡庆延说了一句:“陈省身,这不是个挺大的数学家嘛!”

    这位大数学家的地位比他们想象得还要“大”。

    我这头“猪”,就交给你们俩了

    有时,别人会问起生活中的陈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李全乐和蔡庆延都会形容,就是挺平常的一个老人。如果说护理陈先生跟护理别人有什么区别,就在于为他服务要省事得多,因为他从不挑剔。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受。他们发现,当陈省身会见大人物的时候,无论对方地位多高,只要他往那儿一坐,“那些大人物在他面前也不怎么大了”。而在普通人面前,他又像个普通老人那样,跟谁都能聊得来。正如很多朋友不约而同回忆,他在伯克利任教时,在当地的中餐馆里享有崇高声望——他与餐馆老板和服务生都交上了朋友。

    “陈先生好像是块磁铁,他有一种吸引力”,蔡庆延说。

    陈省身对李全乐说过,小李,人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不过分工不同。我干的就是拿笔写写算算,你不会。可是反过来,你做的工作我也做不到。

    由于浴室地面太滑,两位护工会帮着陈省身洗澡。刚开始时,属猪的陈省身同二人开玩笑:“我这头‘猪’,就交给你们俩了。”

    他还经常鼓励身边人好好学习。陈先生问过李全乐会不会开车。李答曰不会。他说:“你怎么不学呢?你得学会一些东西,你不可能跟我一辈子。”李全乐说在学按摩。陈省身当即表示:“要是交学费我替你出。”当时,李全乐的按摩老师是定期为陈先生按摩的中医,不必付费。陈先生听后,开玩笑说:“那好啊,不用交学费。你要是学好了可别不管我了。”

    蔡庆延还记得自己出过一回岔子。天津市一位副市长约好要去看望陈先生,蔡庆延把会面时间记错了。他向陈先生道歉。陈先生平静地说:“以后多注意就是了。”

    穿着借来的皮鞋领百万元金奖

    数学大师的日常生活十分简单。他在每天早晨6点半到7点之间起床,8点左右吃早饭。中午12点用午饭,然后午休到下午2点多钟。晚饭通常在下午6点半。晚饭过后,他有时会看一会儿电视,多是弟子张伟平为他买的影视剧碟片。晚上9点到10点之间入睡。

    这位在数学界有名的美食家,平时对饮食并不挑剔。李全乐不记得他提过想吃什么饭菜的要求。家政服务员做什么,他就吃什么。

    晚年,他把获得数学最高荣誉“沃尔夫奖”的奖金等积蓄、藏书和4辆汽车捐给了南开数学所。但在生活中极其节俭。有时在饭店点的菜没有吃完,他会打包带回家,要么对身边人说:“你努努力,把它都消灭了。”

    陈省身的衣柜里甚至有两身病号服。那是一次住院时发的,出院后他直接带回了家,当作睡衣来穿。

    2004年9月,陈省身赴香港领取首届“邵逸夫奖”。去香港之前,发现衣柜里那些多年的旧衣服都招了虫子。于是,他回国定居以来,第一次订做了套西装。他穿着新西装,打着旧领带,穿着时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的女婿朱经武的皮鞋上了颁奖台。那双鞋不算合脚,会后换鞋时,家人才发现有些挤脚。随后,他宣布将总额为100万美元的奖金捐出。

    有一次,他要用笔,李全乐找到一支,顺便在一个空白的旧信封上划了几道,想试试看是否还能用。陈省身罕见地“严厉地”批评了他,说:“你这不是浪费吗?”

    陈省身的书桌是没人整理的,上面散乱地放着书籍和纸笔。外人看来那书桌很乱,但从来不敢去动,担心整理后会导致他找不到想要的东西。他每天伏在桌上写写画画。

    九旬高龄钻研属于年轻人的难题

    对于数学,他自称这“惟一会做的事情”,他一直没有停止去做。他随身的口袋里总带着笔,便于随时记下灵感。他曾说,自己睡觉的时候也在想数学,早晨醒来后,害怕忘记,赶紧记下来。在他去世之后,蔡庆延发现,他用完的一摞演算纸厚度约有20厘米。

    当那天才的头脑沉思时,他会坐着一动不动,两眼盯着一个方向——有时是天花板。此时,身边人就知道他在思考,除了端茶送水,不敢打扰。

    他很少跟身边不懂数学的那些人谈起工作上的事情。2002年,他多年努力促成并担任名誉主席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数学界的最高学术会议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第二年,SARS疫情爆发,他对秘书胡德岭说:“小胡,我们很幸运。如果在今年,我们就开不成会了。我们有这个运气,中国也有这个运气。”

    在93岁生日之前,2004年,陈省身完成了一篇关于六维球面的复结构的论文。这是他多年前就已关注的难题。他在国内外到处请数学家来看这篇论文,包括自己的一些“徒子徒孙”,倾听大家的意见。他起初以为自己解决了难题,后来发现其中存在问题。直到去世之前,他仍在修改。

    有同行对他的家属说,这个难题是属于年轻人的,陈先生以九旬高龄去钻研,这加速了他身体的衰老。

    而他当时居然一次提出了四个庞大的研究计划。

    胡德岭说,2003年SARS爆发期间,为了保护陈先生,南开停止了他的一切会客活动,连他本人也不能到陈先生的房间里去。这段时间,陈先生的生活突然安静下来,他花了太多的精力在六维球问题上,有时半夜起来演算。

    有一次,闷得发慌的陈省身在电话里发了火:“小胡,你为什么不上楼来?我现在请你马上上楼,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一张纸条把官场的事挡在了学术的门外

    在正常的社交生活中,陈省身会与朋友、弟子打打麻将消遣。很多时候,他一个人玩纸牌。

    陈先生极重感情,回南开定居后,他定期把昔日同学和朋友召集在一起聚会。曾有一个陌生的晚辈找上门来,拿着一张老照片。他认出照片里是自己少年时代的邻居、母亲当年的好姐妹,赶紧请客人进门。此后,他常请这家人做客。

    从他卫生间的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木质房檐上有个小洞,麻雀在那里做了窝。有一年,陈省身要到外地,学校借机维修房屋。临出门时,陈省身叮嘱胡德岭,一定要把那个窝留着,给小鸟留一个家。

    晚年,他研究过清朝的孝庄皇太后,甚至发表了与此有关的文章。2001年9月,他参观浙江兰亭后,当晚默写了一遍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陪在身边的蔡庆延找原版比对,发现只有三字之差。陈先生得意地形容自己“不简单”。

    他对身边人形容过自己是“走江湖的”,能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有一次,把客人送走后,他跟李全乐开玩笑:“小李,你看我当个外交家没问题吧?”李全乐说:“绝对没问题,您走南闯北,您是老江湖了。”

    国内举办宴会,怎样安排席位是个难题。南开数学所所长助理吕宏海记得,陈省身夫妇曾想了个主意。他们给每桌编号,陈太太拿着写有桌号的纸条等在门外,每位客人登门时抽取一张写着编号的纸条,对号入座,皆大欢喜。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官场的事情挡在了学术的门外。

    他对胡德岭说过,中国人为什么在大陆工作还没有拿到沃尔夫奖、菲尔兹奖、诺贝尔奖?因为人们一旦学术上有所成就后,在国内给他们安排的官场上的事情太多,没有时间来做学问。要做学问就要安静,甚至电话都不要接,不能打断思路。

    多年以前,南开在校内兴建“谊园”招待所,以满足数学所的学术交流需要,陈省身就曾亲自去工地请包工头们吃饭,郑重其事表达委托和信任。后来,他给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写信,申请建设南开国际数学中心大楼,获得财政支持。大楼施工时,他几次坐着轮椅去现场对承建方说:“我这个楼要能用百年,你们能保证吗?”有一天,他提出去看工地,胡德岭问:“您不是去过了吗?”他反问:“去了就不再去了?”

    他前后去了三四次,但最终没能进入这幢大楼为他预留的办公室。他去世之后,大楼被命名为“省身楼”。

    那颗小行星把陈先生带到了天上

    省身楼即将投入使用时,一天早晨,陈省身说自己不舒服,精神不振。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回国定居几年来,他只住过两次医院。他不爱看病,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南开每年组织老教授体检,他都不去。就连校医到家里为他做常规检查,他都不太情愿。除了血糖偏高,他几乎没有生过病,连感冒都很少有。很多人相信,他活过百岁没有问题。

    那天,医生为他做了检查,大家都劝他住院。但他不肯去,后来他的助手沈琴婉教授也来劝,他因为“尊重女士”,同意住院,但表示最多一周。

    没想到,他只剩下了5天的时间。在医院里,他前3天精神还好,与人谈工作,第四天就陷入昏迷。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有时,他半躺在床上,拿着笔在纸上画,但没人能看出写的是什么。

    在他弥留之际,有人依稀听到他说,他就要去希腊了。古希腊是数学的圣地。他的弟子丘成桐后来评价,导师的成就堪与那些大几何学家比肩。

    最后那天下午5点多,李全乐看到病房里的监控仪上“所有的线都平了”,赶紧找医生抢救。两个小时之后,数学天才真的告别了人间。

    直到料理完陈先生的丧事,李全乐和蔡庆延才知道,陈先生生前对他们是有所安排的。女儿陈璞转达了陈省身的一个遗愿,希望南开数学所能为他们保留工作机会。他们原本以为就要回到护工的本行。

    每年清明节,在给已故的家中长辈烧纸时,李全乐也给陈先生烧一份纸,“就当是我的老人”。他说,陈先生对身边人说过,要善待别人,不要去害别人。有一回过新年,电视台到家里采访,他在客厅的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大家快乐”,为了让人们看到后喜气洋洋的。

    陈省身去世那天是2004年12月3日,天津大雾,格外寒冷。半夜,秘书胡德岭与陈璞、朱经武回到南开校园里,惊讶地发现,难以计数的学生自发围在湖畔,手捧蜡烛,为陈先生守夜。朱经武夫妇专门拍下了照片。第二天,他们写了一封信,贴在寓所门外,向师生表达感激之意。

    回忆起当晚的场景,胡德岭突然捂住双眼,挡住眼泪。“你说,我怎么能忘呢?”他哽咽着说。

    他说,一撇一捺是个“人”字,陈省身把这个字写到了最高的境界,才赢得了那么多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就在陈省身辞世一个月前,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陈省身星”。陈先生本人形容此事“很好玩”,但胡德岭在感情上一直无法接受这件事情,把它形容为“最坏的东西”,他觉得,是那颗小行星把陈先生给带到了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