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克夏为什么不好养:[转贴]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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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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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出席首都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一个月后,“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提出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

  1968年4月10日,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5月13日,姚文元把一份材料——《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报送,姚文元在上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

  5月19日,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做出批示。批示说:“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5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以(68)74号文件转发了的批示和这个经验材料,号召全国各地根据毛主席批示,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要求各地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注意总结本地区的经验。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中的教职员工的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地采用军管会或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

  黎县第一中学进驻了“工人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领导学校开展清队运动。红梅和其他“革命小将”一样,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投入到运动中。

  学校革委会成立了专案组,把全体教职员集中起来,办“清队学习班”。“清队学习班”开班第一天,把全体教师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王红兵率领一群红卫兵涌进教室,红梅也在其中。王红兵厉声训话:“有的阶级敌人乔装打扮、混入革命队伍,自以为得计。我们红卫兵火眼金睛,已经抓住了他的狐狸尾巴。我警告他,必须立刻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看,你的脸都吓白啦,还装什么蒜!”教师们都低着头,吓得心突突的跳,生怕祸从天降。教室里鸦雀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红卫兵们观察教师的表情,看哪个教师心中有鬼、变颜变色。

  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到王红兵一声断喝:“姚某某!你还装什么蒜!滚出来!”姚老师惊恐地站起来,两个红卫兵立即拧着胳膊、掐着脖子把他押了出去。

  姚老师是泰国华侨,解放后回国上学,毕业后分配到黎县一中当了数学教师。他在文革中非常积极,揭发批斗“牛鬼蛇神”冲锋陷阵,没想到清队会清到他。专案组怀疑他是泰国派来的“特务”,先揪出来审查。

  黎县一中在揪出“泰国特务”姚老师之后,就让参加学习班的人大鸣大放大字报,互相检举揭发;专案组进行内查外调,审查早被关进“牛棚”的“牛鬼蛇神”和新揭发出来的问题。王红兵和红梅都是专案组成员,王红兵经常去外地调查取证,红梅在办公室负责整理资料。

  红梅看到了一份检举揭发语文教师李骏的材料。材料说:李骏喜欢唐•李白的一首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他不仅经常吟诵,还把这首诗写在扇面上。李骏家庭出身地主,他大哥又在台湾,他喜欢这首诗歌,“其目的就是复旧,就是复古,就是复辟,妄图恢复地主阶级的一统天下,迎接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我怀疑他就是台湾特务。”

  于是,专案组就把李骏老师揪进“牛棚”,首先逼迫他交出与他在台湾的大哥联系的信件,派人抄了李骏老师的家,从箱底翻出了他保存多年的“燕京大学”毕业文凭一张,看到在该毕业证书上方的正中央,印有孙中山像和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如获至宝,说:这就是台湾特务的罪证。

  一次,王红兵去北京外调回来,偷偷告诉红梅: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三人都自杀了。王红兵惊奇地说:“谁想得到,他们三个人竟是特务!”

  傅其芳,1923年生,原籍浙江宁波;姜永宁,1927年生,原籍广东番禺。1952年,傅其芳与姜永宁从香港一同来参加全国乒乓球赛,姜永宁获冠军、傅其芳获亚军,之后都被选入国家乒乓球队,成为国家乒乓球男队的主力队员,多次在国际比赛中为祖国赢得荣誉。1957年后,两人都退役,傅其芳出任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对中国队在第26至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三次蝉联男子单打和男子团体冠军起了重要作用。傅其芳还于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出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乒协副主席等;姜永宁先担任国家乒乓球队的教练,后担任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

  容国团,原籍广东中山县,1937年出生于香港一个海员之家。1957年从香港归来,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1958年,入选广东省乒乓球队。同年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获男子单打冠军。1959年,在第25届世乒赛中获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1961年,参加第26届世乒赛,成为中国队第一次获得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功臣。1963年,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1965年,率领中国女队获得第28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

  红梅大吃一惊: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是中国乒坛的功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精英瑰宝,怎么会是“特务呢?

  王红兵说:“特务混在了革命队伍里,我们还以为是‘精英瑰宝’,多危险呀!这阶级斗争真是尖锐复杂啊!如果不搞‘清理阶级队伍’,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就要伺机兴风作浪,资本主义就会复辟!”

  傅其芳由于有从香港回来这段历史,清理阶级队伍中,他不仅被乒乓球队揪斗,挨打,而且还被其它运动队揪去游斗、毒打。1968年4月16日清晨,他乘大家出去早操之机偷偷溜到一间小房间里,把门反锁上,在挂窗帘的铜质构杠上自缢了,终年不过45岁。

  姜永宁平时爱看报纸,便说他是“特嫌”,看报是为了收集情报。1968年5月10日被隔离审查,关押在先农坛体育场后面的宿舍里。5月12日,国家体委的人在抄他家时,发现一张姜永宁少年时代的照片,照片里的小姜永宁的衣服上有面太阳旗,便认定他是“日本特务”,要他招供。为此,5月15日晚,又遭到一顿毒打。第二天,他便在先农坛宿舍四楼自缢了,终年不过41岁。

  容国团也来自香港,这已对他很不利,但他并没有意识到。第三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临近之日,容国团代表乒乓球队战友执笔写了一份请战书,呈送给中央。结果,不仅报告被退回,还要追查写这份报告的“幕后策划者”。容国团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觉得,当时张贴的揪“特务”的大标语暗中指的就是他,是在逼他走傅其芳和姜永宁所走的路。1968年6月20日清晨4点钟,容国团用一根曾经用来锻炼身体的练功带,在养鸭场的一棵榆树上自缢了。他口袋里的遗书上写道:“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对不起你们。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容国团死时,不过31岁。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三名曾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民族精英,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某些人不仅不痛心,还大肆宣传,国家乒乓球队挖出了一个香港“潜伏特务组织”,挖出了一颗特大的“定时炸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王红兵还先后告诉了许多名人自杀的消息,令红梅十分震惊:胡先(文学评论家)、陈翔鹤(作家)、伊兵(戏剧评论家)、彭柏山(作家)、傅连璋(卫生部副部长)、张国峰(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吴亚雄(南昌铁路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1968.10.11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范长江(名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长,投河自杀)、翦伯赞(历史学家1968.12.18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自杀)、上官云珠(著名电影演员1968.11.22病中跳楼身亡)、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1969.1.31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严凤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1968.4.8服安眠药死于医院,传死后被解剖,在体内找发报机)、沈知白(音乐理论家)、金仲华(老报人,上海市副市长1968.4.3在书房上吊自杀)、萧光琰(海外归国化学家,1968.12.10被拷打后服安眠药身亡,其妻女随即同日服药自杀)、刘盼遂(北师大教授)、俞大因(北大生物系教授,与丈夫曾昭伦同时自杀)、周瘦鹃(鸳鸯蝴蝶派作家1968.8.12在苏州周家花园跳井身亡)、张宗燧(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清队时因对的物质无限可分有异议被迫害,上吊身亡)、刘绶松(武汉大学教授1969.3.16批斗后与妻子杨嘉仁自杀身亡)、饶毓泰(南开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1968上吊身亡)、李广田(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1968跳河身亡)、谢家荣(地质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周予同(文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陈又新(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1968跳楼自杀)、小白玉霜(著名评剧演员,吞食安眠药自杀)、杨朔(著名散文作家1968.8.3服安眠药而死)、郭世英(郭沫若之子,北农大学生,1968.4.22说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等等。一个直接的导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语,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关押在学校里,遭批斗后从关押处跳楼身亡)、郭民英(郭沫若之子,音乐学院学生,1968郭世英死后不久自杀)、远千里(诗人,河北省宣传部副部长1968.6.22关押时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舒绣文(女影星,1968在监狱中自杀身亡)、徐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张琴秋(党内元老、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68.4.22被诬蔑为叛徒跳楼自杀)、阎红彦(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9.1.7服安眠药自杀)、张绍昌(著名药理学家,曾执教哈佛)、陈同度(北京大学生物学家,1968.8.28“清队”中被折磨,服毒自杀)。

  红梅每听到一次有人自杀的消息,就想起了陈杰,就偷偷痛哭一次。她心里渐渐产生疑惑:怎么这么多的精英都是“阶级敌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