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志小说的微博:毛泽东: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的考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旧事旧闻 时间:2020/04/09 18:28:10

毛泽东: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的考验

王仕琪

   毛泽东顿了顿,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的考验,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一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曾请了著名学者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担任自己的英语老师。在此期间,利用学习英语的间隙,毛泽东多次向章含之提到对章士钊的评价。   有一次,毛泽东曾问章含之:“你对你父亲怎么看啊?”章含之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他既是我的父亲,更是统战对象。”   毛泽东又问:“你说行老是剥削阶级,你有什么根据?”章含之说自己的父亲当过旧中国的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连鲁迅都骂过他。后来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错,1949年他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   毛泽东很不以为然地摇头制止了章含之的回答,问道:“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章含之回答不上来了。毛泽东很不满意地说:“对一个人要全面地看他的一生,对自己的父亲也应如此。共产党并不是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我今天只问你一件事,你知道行老年轻时所经历的《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吗?”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接着说:“你知不知道他青年时反对清王朝的历史?他很激进呢!你父亲在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但是,他为《苏报》坐过牢,流亡日本,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你作为小辈应该知道。”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特地发给与会者一本他亲自编写的书,书名为《苏报案》。   原来,早在20世纪初,中国报界曾发生了一起震动中外的“苏报案”。   1903年夏,在上海外国租界地区出版、由章士钊任主笔的《苏报》,因发表一系列鼓吹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文章,遭到查封。当时民主革命的先驱邹容出版了一本宣传小册子《革命军》,《苏报》除发表邹容为该书写的自序外,还刊登了章太炎写的《序〈革命军〉》和章士钊写的《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加以推荐。6月29日,《苏报》又发表章太炎写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驳斥康有为“只可行立宪,不可革命”的主张,指责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是“汉族公仇”。就在该文发表的当天,外国租界当局应清朝政府的要求,拘捕了章太炎和邹容,随后又查封了《苏报》。当时清政府极力主张杀害章、邹二人,但租界当局在会审时迫于舆论压力,初审时判决他们终身监禁,以后又不得不改判章太炎有期徒刑三年、邹容两年徒刑。邹容病死于狱中,年仅20岁。   建国后近10年了,毛泽东曾屡次重提“苏报案”,其用意是什么呢?   二   原因之一:要学习并发扬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 。   在《革命军》中,邹容拟定了25条革命纲要,被毛泽东称之为“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邹容写道: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构;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人人当致忠于此新国家之义务;这个新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   这一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实现了。所以当毛泽东在1949年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那些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看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之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那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毛泽东通过《革命军》及“苏报案”,以及阅读大量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主办的报刊后,认为那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最有生气,很活跃,有朝气。   这个观点,毛泽东不止谈过一次。他曾说过,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了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曾说过: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   1958年春天,“三面红旗”正在全国飘扬。此时此刻,毛泽东这么推崇邹容、章太炎,这么强调“六不怕”问题,无疑是在鼓励全党和全国人民要解放思想,发扬革命前辈的优良品质,敢想、敢说、敢干,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奉献才智。   1958年3月30日,在开完成都会议后,毛泽东乘船去武汉。快过西陵峡时,毛泽东和吴冷西、田家英的一次谈话中,又一次谈到了邹容的《革命军》及“苏报案”的一些情况。   毛泽东说,“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邹容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阵地,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毛泽东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在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就此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自己称之为老师的章太炎被捕后,不忍心让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当时才20岁。《苏报》的主笔章士钊当时倒没有被捕。   毛泽东盛赞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骨气,他说: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用浅近通俗的文言文写成。《革命军》就很好读的。可惜邹容英年早逝。   毛泽东还谈到了章士钊: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文章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的文章严谨而有条理。抗战中他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是“反动而不反共”。   毛泽东这一番对清末民初几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议论,显然更多的兴趣在于这些革命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文风。由此可见“苏报案”在他心中激起的波澜。   同年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同田家英、吴冷西又谈到: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与张之洞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成了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和《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少,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和《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几次谈到并称赞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文章和报刊,主要是为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写文章办报刊要有朝气,要有勇气,要有胆识,还要有牺牲精神。邹容、章太炎等莫不如此。二是说明舆论工具的重要性。   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4月8日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讲得很明确: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三   毛泽东重提“苏报案”的原因之二:要提倡“五不怕”精神,尤其是要有坐牢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希望全党同志学习邹容、章太炎的革命精神。资产阶级革命家为了中国的独立、富强尚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无产阶级就更理当如此了。   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找到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告诉吴冷西,中央已经决定派他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   毛泽东一再要求吴冷西,要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属实,是否有道理。   然后,毛泽东严肃地告诫他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泽东顿了顿,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的考验,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   接着,毛泽东又说:“我在江西苏区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王明讥讽我,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那时看的。那时我被解除了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反而可以多读点书,我利用空闲时间,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   此时,毛泽东又问吴冷西:“你怕不怕老婆离婚?”吴冷西答:“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毛泽东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人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本文原载于《党史文汇》2010年第12期